由朝廷派禁兵震慑，更戍之制使得禁兵轮替到地方州军屯驻成为常态。某处应屯禁兵若干，由枢密院来拟定数目，然枢密院自身无统兵之权，蓄于各营的禁兵须通过三衙才转化为屯戍之兵。在调兵流程中，所经的三衙机构与本辖将校等环节皆不可缺，三衙接到枢密院调兵印信公牒后，根据在册各营兵籍，到军营处由将校点足数目。 禁兵若绕过三衙和本辖将校而自行投奔征战军队充当效用，则不为制度允许。

这套磕磕碰碰的制度极大的降低了禁军的反应速度、堵塞了禁军的指挥链条，究其根源在于三衙军政体系难以将禁军原有组织体系全部消化，由而造成军政官员与将校在身份上的差异，三衙等军政机构官吏大多不具军职，而绝大部分禁军军校不属武官之列。

两者之间的鸿沟导致三衙政令在行施过程中由将校代行的环节与军政官吏主导的环节无从实现无偏离对接，无论军政体系亦或是军队组织体系皆非为对方量身打造，故而出现不配套的现象。

才使得禁军面对突发事件，根本来不及反应，禁军面对西贼、契丹甚至交趾往往束手束脚，难以大胜的缘由也在于此。

听完折克行的陈述，赵佶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如何让宋军的反应更加敏捷，命令传达更加流畅，确实是个重要的问题，现今之事，还是大阅，赵佶决定大阅后在讨论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