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赵佶长叹不语，折克行主动问道：“官家因何事叹息？”

赵佶说道：“折将军有所不知，吾欲整顿都门禁军，裁汰老弱，补充士卒，将都门禁军恢复到太祖旧观。”

折克行说道：“官家有此大志，吾国无忧矣！”

赵佶摇摇头说道：“现在姚殿帅、狄马帅都是一时之选，唯独步军司，曹步帅过于谨慎，在步军司威望不足，而且他忠谨有余而进取不足，故而想请折将军从旁协助，整顿步军司。”

折克行说道：“官家以此重任托付于臣，臣必效死力！”赵佶于是向折克行询问对于国朝体制，尤其是三衙体制的看法，折克行作为边关宿将，对于大宋体制内的这些弊端肯定是十分清楚了解的。故而赵佶想从折克行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好为之后的对症下药提供依据。

折克行看来也是久受其害，直接开始侃侃而谈，直言宋军两司三衙体制的弊端。实际上宋军现有的军政军令体系，追本溯源，都是在对五代时藩镇割据进行矫枉过正式的改革，以图彻底摆脱藩镇割据的风险。

宋初侍卫亲军与殿前诸军的组建模式均脱胎于五代，保留了旧式军队的诸多习气，其中将校与军兵之间存在严重的私人依附关系，形成一股独特的政治势力，给宋初政局稳定造成重大隐患。欲廓清五代遗留的乱局，宋廷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要消解这支政治势力同时还要保证禁军为朝廷所用。

故而自太祖起，就有意识的以现有禁军军 队体系为基础，在军队体系之外另行构建一套军政 体系，使两者之间并行不悖。最终的结果就是搞成了宋军现在这一套军政军令体系。

军令承传体系，三衙军政体系与禁军军队体系成为大宋军事体系中并列的组成部分。军令承传体系改变在于，枢密院代替原侍卫亲军、殿前帅府为军事政令之源，政令经两司传至诸军。

军队组织体系调整为，侍卫亲军与殿前军高级将校被削夺兵权后，以管军之名统领诸军，以维持禁军的组织体系。军政管理体系，侍卫、殿前两司作为军政机构，本身拥有的制令之权使得其管理众禁兵的职能日趋完善。

也就是所谓的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看起来枢密院和三衙对掌兵权，各司其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仅以军令的传达举例说明此事：全国范围军令承 传:枢密院——— 两司(三 衙)———京师及诸路所置的禁军及厢军管军以下各级将校统领全国厢禁军诸军及各营。实际上在皇帝们有意无意的支持下，枢密院早就彻底凌驾于三衙武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机关了。

而禁军禁军步军都虞侯以上高级将校在保留高级军职的身份同时，由师旅将帅向职司主官转变，其任三衙主官者行施职权由通过军吏转为三衙官吏，其办公场所亦由公廨转入三衙。 由于军政体系与禁军组织体系之间没有全然融合， 禁军中低级将校不属军政机构官吏，而禁军各营内部组织性要靠中低级军校来维持

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是变相剥夺了三衙管军的兵权，将他们与禁军各军、厢、营割裂开来，将他们摆上三衙，不再实际领兵。

同时三衙管军兼有两重身份，在京其所管军队为京师各番号禁军，外任则为征战军队之将帅。禁军高级将校之职任总曰:“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管军因其兼有节度、观察、防御使等武官衔，被纳入武官差遣之列，可外任为部署、钤辖等统兵职。

留于京师的管军职责有二，一为名义上统领京师各支禁军，二为以三衙正贰官身份掌领三衙机构。高级将校虽兼两职，实则有别，其管军之职所统辖对象为整体上的禁军，偏于虚职，其三衙主官之职所管对象为单体的禁兵、厢兵等，有明确的具体事权。

在具体的军事活动中，枢密院也取代三衙成为决策机关，三衙则成为枢密院的执行机关。禁兵执行征战、戍边及轮值任务，涉及兵力的流出均须经过三衙。

依宋制，京师禁兵若不出戍，训练之外需担起番卫之责，禁兵需轮替到宫苑、京师衙署、城门、巡检等处轮值。另高级官员赴任他处，朝廷差禁兵若干护送。京师凡需用禁兵之处，三衙从 诸营中抽取兵士若干，指定某将校带领，事毕于三衙交割手续。

地方靖安，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