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苏辙等则对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希望通过削减冗费，改革官员选举之法的方式来解决宋朝的财政问题，当 然也有李觏、王安石等希望向三代学习，从《周礼》等书籍中寻找解决方法的。

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如韩琦、富弼等人，司马光、苏轼之辈，要么是仁宗朝庆历新政的参与者，要么曾经与王安石相交莫逆，连吕惠卿都不得不承认，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反对新法诸大臣既是君子，与王安石之间也并无个人恩怨。甚至有些人如富弼、韩琦等都是曾经主张变法的人，这点该怎么解释呢？

其根源还是在于主张不同，相对而言这些反对新法的大臣多主张缓和一点的改革，而且更看重节流而非开源。这点从熙宁元年的赏赐之辩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在南郊礼毕之后，陪同祭祀的官员应当收到皇帝的赏赐，但是因为国家财力困 乏，再加上河朔地区此时正发生灾祸，因此以曾公亮为首的官员以两府俸禄优厚，皇帝平日里对两府的赏赐众多为由，建议皇帝不要赏赐诸臣。

司马光的观点是当今国用嵅蛔悖天下又有灾祸，应当削减冗费，同意两府不要赏赐诸臣的建议。而王安石争锋相对的提出大臣郊赉赏赐的费用并不多，就算省下来也不能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反而会破坏礼节，徒伤大体。并称宋太祖时期赵普等担任宰相，赏赉常常数万。而现在郊赉匹两才三千，根本不算多。并指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也正是在这次辩论中王安石提出了他的着名观点。王安石认为为光靠节流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而是要开源。可见，不同于司马光“天地财货百物皆有定数”的观念，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在于广开财源，扩大生产力。他主张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抑制兼并，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赋税的管控，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这一点赵佶是非常赞同的，现在赵佶是处处缺钱，养兵要钱，造船要钱，治河要钱，军器也要钱，不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恐怕封桩库都支持不了多久的。

当然，也是这次辩论，使王安石坚定了编写三经新义的决心。为了减少变法带来的压力，王安石通过改革贡举法的方式，想要选拔出支持新法的官吏，而《三经新义》作为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工具也因此产生。

三经新义，说是三经，但是最重要，也是王安石本人倾注最多心血的，还是《周礼新义》。

王安石在其《周礼义序》 中一方面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于周官之书”，描绘了成周太平兴盛的美好景象，而治国理政的方法均记录在《周礼》之中，这便将《周礼》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称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以为世俗弊于俗学久矣，故而重新阐释《周礼》。

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变法主张，假托周礼，通过解释周礼来给自己变法寻求理论支持。

吕惠卿为赵佶详细解释的三经新义，有人认为三经新义就是王 安 石 为 了“一道 德 ， 同 风 俗”而 进 行 的 科 举 改 革 的教科书， 实 则 是 让士 子 都 学 习 王 安 石 的 学 说， 如 此 培养 出 来 的 官 吏 也 都 是 新 法 的 支 持 者 了 。这点吕惠卿从不讳言，三经新义确实本就是为了培养变法所需的人才来的。

王安石认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 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如果不培养一批有着革新思维的官吏，恐怕变法最后也不会成功。

为此，姚康称“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 以取科第”。姚康认为王安石为了“一道德，同风俗”而进行的科举改革，实则是让士子都学习王安石的学说，如此培养出来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这话倒并无错误，但是以此为由弹劾王安石，就有些无厘头了。

吕惠卿说道：“荆公治经，不拘于章句名物，认为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接着吕惠卿问道：“官家以为，周礼之治，果能使大宋富国强兵吗？”

这话赵佶不知道怎么回答，毕竟现在主流思想都是遵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