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跄礼法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面陈疏议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顾功德之兼全，宜旌隆之特异。”

没想到杨时在群臣里面威望如此之高，竟然每人反对他，赵佶不禁看向新党一众大佬，怎么，你们今天都哑巴了？新党就找不出人了吗？赵佶转念一想，可能新党真的找不出人来。若是在新党中寻找办事得力之臣，倒是一抓一大把，可是要是在新党中寻找词臣，那可就不易了、曾布、章惇等人倒是精通经义，可是总不能让宰相充任说书吧，当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倒是颇有才名，可惜早殇。

在玩嘴皮子上，旧党是有天然优势的，赵佶想了想说道：“既然杨时才学出众，德行高洁，就以荐召为秘书郎，迁着作郎，除迩英殿说书。”宋代的经筵官有(亦称讲读官、讲官、读官),前后共有“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迩英殿说书”七种。现在翰林院的诸位学士已经进入两制，不再实际参与经筵，实际参与经筵的就是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迩英殿说书三人，赵佶想着，杨时任迩英殿说书，再选两人参与经筵，平衡一下，未尝不可。

在李乾顺头大的时候，赵佶也没好过到哪里去，赵佶头昏的原因是政事堂请求选拔词臣充任崇政殿说书，重开经筵日讲。

赵佶心想，学习，学个屁！兄弟都当皇帝了，难道要你教怎么当皇帝吗？再说所谓经筵日讲，讲的大多数是孔孟之道，圣人之言，最不耐烦听的就是这玩意，赵佶才不相信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呢。

孔老夫子要有那个本事，也不会困在陈蔡之间当春秋贝爷了。他们什么事都要假托圣人之言，来教诲赵佶，这是最让人讨厌的。赵佶对政事堂的奏请采取冷处理的措施，能拖就拖。

但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不但一直奏请，在常朝和各种朝会上当面奏请。苏辙还发动台谏这帮疯狗，开闸放狗。如果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们还是文明人的话，台谏这帮疯狗可就不上路子的多了，不光是各种劄子淹没赵佶的案头，动不动就是一帮言官当殿直谏，搞得赵佶下不来台。又没有庭杖能收拾他们。

赵佶现在无比怀念凤阳神丐发明的庭杖制度，某些人的屁股就是欠。随着他们搞得声势越来越大，连地方监司的官员也上疏，赵佶实在是不胜其烦，下令召集两制以上大臣讨论崇政殿说书的人选。

本来这事完全可以下政事堂，令政事堂举荐即可，但是赵佶偏不，赵佶知道，一旦两制以上大臣讨论，都想推举自己人上位，只要达不成统一意见，赵佶就拖，就硬拖。总之就是不想开这个经筵日讲。

赵佶在垂拱殿坐好后，首相韩忠彦当先出班奏道：“官家，今日是选取崇政殿说书，为官家开经筵。”赵佶点点头，令韩忠彦介绍崇政殿说书的执掌，选取的标准。

韩忠彦当即介绍起来大宋的经筵制度，大宋崇尚文治，历代皇帝也非常重视经筵。太宗皇帝就认为帝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之治乱。非常重视经筵，历代帝王谨守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勤学好问，身为典范，以成治道。经筵进读的典籍与教材选择，无不以成圣德益治道为标准。为此，宋代帝王特重经旨义理的体悟。

同时，帝王的学习和士大夫的学习明显不同。至少帝王们的学习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帝王治学为的是如何从经典中掌握为君之道与治国之要，也是宋代帝王最为关切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士大夫在经筵讲学中，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诠释形态，采取一种新的义理解经方式，指导帝王掌握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要义与修己治人之道。

为了实现因经义以求治道的目的，宋代帝王还体现出对经筵官义理解经的偏好。如端拱元年（988），太宗听李觉讲《易》之“泰卦”，对其发挥经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表示赞许，赐帛百匹，以之为“君臣鉴戒”。咸平年二年（999），真宗称赞崔偓佺讲《尚书?大禹谟》，“颇达经义，甚可称也。”仁宗赞美经筵官曰：“赖卿等宿儒博学，多所发明，朕甚悦之。”侍讲钱象先因善讲说，解经“语约而义明”，被仁宗前后留侍十五年。均体现出对不拘字词章句，探究经旨义理的兴趣，这必然影响并带动经筵官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而转向经典“义理”诠释，一种新经学体例逐渐酝酿而生。

宋代皇帝最为好学的，莫过于仁宗，仁宗曾说：“有帝王之学，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