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不设法截断和骚扰官军的粮道，反而将城外游击的金士用六百人撤回城内，妄图依靠城内四个月的粮食与官军对峙。

官军之所以称为官军，自然就是因为他可以肆无忌惮的破坏，且披有合法的政治外衣。

在大肆勒索和几近于抄家的“劝募”之后，官军筹集到了数千石粮食，得以展开对定州的长期围困和强攻。

最终起义军在洪大守等领导人，接连三个无法理解的昏招之后，彻底失败。不仅定州城破，起义军的大部分领导人也都战死或被处死。

如今的洪景来好一番回忆历史上那位先辈的故事，不由得唏嘘长叹。

当年那么大好的形式，居然最后还是没有掀起巨大的浪花。仅仅是在酝酿的过程中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胎死腹中。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作为一场差点席卷李朝北方的大规模起义。从客观上来说，他强力的打击了李朝北部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摧毁了很多附加在李朝北方人民头上的枷锁。

但接二连三的错误决策，以及对两班大地主的清算不彻底，对小农的扶持不完全，都在起义之初注定了他的未来。

洪景来如今有些迷茫，他现在是新科探花郎，有政治资源，有贵族出身，前途可称伟大。

可偏偏历史上这位发动了李朝十九世纪中早期最大的农民起义，掀开了风起云涌时代的新篇章的人，却以“万古逆贼”的身份永留史册。

斗争还是死亡？

抑或是从未设想过的道路？